波濤洶湧中,精彩熱情的一生----紀念我們的父親喬漢章先生
西元一九三一年,九一八事變爆發,日本佔領東北;隔年,一二八事變爆發,日軍進攻上海,為這個戰亂的大時代揭開序曲。父親喬漢章先生,就在一九三二年冬季,出生於江淮間的一個小農村—江蘇省鹽城縣上岡鎮。
那不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年代,父親一歲的那一年,紐約股市崩盤所造成全球經濟大恐慌達到了最高潮,陣陣寒風吹向了全世界。大量的失業與貧窮,造成極左派的史達林主義與極右派的納粹主義興起,在地球各處引爆內戰,而希特勒上台,昭告著世界大戰即將爆發。死亡,在那一個年代是極為平常的事,為了怕這個襁褓中的嬰兒被死神帶走,慈愛的祖母還在父親的耳朵上打下耳洞來欺騙閻王爺,這件事讓父親耿耿於懷,他似乎不太能接受男生穿耳洞這麼前衛流行的裝扮。
父親五歲那年,中日戰爭爆發,初期的主戰場--上海及徐州,剛好就在老家的一南一北。戰爭造成黃河決提,併入淮河,數千萬災民流離失所,江北哀鴻遍野。雖然處在如此令人絕望的境地,但是祖父喬立成先生,仍然盡力讓父親接受了完整的基礎教育。直到半個世紀之後,父親仍然能順暢的背誦出童年時學習的四書及唐宋古文,令我望塵莫及。
如果是在承平年代,以父親的不世之資,想必早就不斷越級進入全國學子引頸而無法擠入的最高學府。但是當時的江北,光是有正式番號的的軍隊就有國軍、共軍、日軍及和平軍,外加無數的土匪,尋常人根本無法生存。祖父為了讓父親能有稍微多一點活命的機會,把父親送到了十里洋場上海,去投奔祖父的大哥殿成大伯。祖父當時應該沒有想到,這一個當時本應是暫時避難的舉措,竟讓父親從此與父母四十年隔海相望而不能相見。我仍然記得,在一九八三年當父親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祖母的噩訊時,平常堅強樂觀的他,當場淚如雨下泣不成聲的景象。而祖母及隔年祖父臨終時,也念念不能忘記那個遠在台灣的兒子。
從現在的眼光來看,要在四零年代的上海生存,並不比在江北更簡單,更何況父親只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,還寄宿在親戚家裡。雖然殿成伯母對於父親疼愛有加,但是在那個父子不能相保的年代裡,為了生計,父親也只得去拉黃包車。
在黃浦灘邊有成千上萬的黃包車夫,但是父親是其中最卓然不同的一個,他告訴大家:我喬漢章豈是一輩子拉黃包車的料。於是他放下黃包車,毅然的決定一個人再往前方闖蕩。我本以為,這僅是父親在對我們子女吹噓時說的話,但是五十年後,當我也一個人背著背包踏上他當年走過的路來到上海,尋找到他的同伴時,得到一模一樣的故事內容。仔細回想,用無比的勇氣去迎戰生命中每一個困逆,這就是我父親一生從年少以降,不變的萬丈豪情。
不同於絕大多數來到台灣的外省同胞,有著共同而難以磨滅的逃難記憶,父親離開上海時,雖然在北方國共兩軍已是陳兵百萬,血流漂櫓,但是在百樂門舞廳內,依舊是舞影婆娑,紙醉金迷。所以父親不需要去擠一票難求的難民船,因為當時從基隆開出的輪船是滿載著各種戰爭物資抵達上海,再空空的搭載我父親返回台灣。憑藉著這提早八個月來到台灣的優勢,當多數人還驚魂未定,下岸擠在基隆港邊不知該何去何從時,父親已經在台北站穩腳跟,展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傳奇詩篇。這時,父親才僅僅十七歲,跟王永慶先生南下嘉義創業的年紀一樣,不同的是,王永慶先生身上還帶著兩百元的創業基金以及兩位弟弟,而父親來台時卻是身無分文、舉目無親。
碰上了大量只攜帶黃金的難民潮所創造出的經濟榮景,父親只花了短短五年的時間,就從身無分文的光棍,變成三間店鋪的老闆。此時,父親總算有機會開始接續他未完成,甚至嚴格說起來,根本未曾開始的求學之路。一九五五年,父親進入了台大夜間部,在這裡,父親結交了無數終生相知相惜的好友;多年後,並且把一雙兒女送進了台大。終其一身,父親以身為台大人為榮,先後擔任台大校友會理事、監事,並且以我與妹妹均自台大畢業為傲。
在父親的血液裡有一種特殊的基因,那是一種不自滿於現況而永遠迎向挑戰的基因。換做是常人,在這種成就十分之一時,早就開始安家置產,享樂人生。但是他卻開始投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:煤礦開採。這一場十年的挫敗,把他累積的資本耗盡。但奇妙的是,人生禍福相倚,父親在事業上雖然失敗了,但是長期在新店山區森林間看似圖勞的奔跑,卻將他幼時因為衛生條件不良所感染的肺結核病治療好了。如果他當年耽於在印刷廠的事業,或許就沒有接下來無數精彩的詩篇了。
父親的煤礦事業雖然失敗了,但是他還願意承擔額外的責任:陳文質先生跟隨父親多年,雖然非親非故,但他孤身在台,於是父親把他接到家裡,以兄長之禮待之,並且在我出世後,讓他成為我的義父。因為父親這種無私的精神,十數年後在帶童年的我們去新店登山時,仍能遇到記得他的故人。
縱使父親有再神奇的冒險基因,一九六九年時,他終於遇到了一位能一生降服他的人。母親生長在阿里山腳下的嘉義市,當時正值雙十年華。母親貌美的程度完全無須我以言詞多作說明,父親珍藏的數不清的照片,以及我們三個小孩的相貌,見證了這段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緣。父親並不只是因為外貌而摯愛我母親,雖然本身不闇丹翎,他卻深刻瞭解到母親高超的藝術潛能。一九七九年,他帶我到師大附近買了母親人生中第一套國畫畫具與宣紙,不到十年,母親即以從聯展而個展,再到今日的桃李滿園。
父親在事業上的蟄伏並沒有太久,在姊姊跟我先後出世後,父親迅速在建築業建立了人生第二次的高峰。現在安和路底、和平東路上的那一排公寓,就是父親一手打造,也是我童年時的家。我們一家在這棟房子的期間雖然很短暫,卻是相當甜蜜的一段時光。在這段期間裡,我和姊姊先後進入了位於瑞安街的幼稚園,姊姊自幼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,但頑皮的我,每三個月就要弄個頭破血流送急診一次,待醫生幫我把傷口縫好包紮完成,再開心的四處向朋友們炫耀包的像木乃尹般的傷口。
這段幸福時光並沒有持續太久,覬覦父親產業的歹徒,用人身攻擊的方式,使父親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。父親按照他自己小時候,祖父把他送去外曾祖母家避難的作法,也把我送去嘉義的外婆家,所以對這一段暗淡的歲月,我並沒有機會參與,反而在嘉義的田間野林裡,度過了一段快樂的童年時光。
近年來台灣由於政治的因素,族群問題不斷被無限上綱,但是對父親來說,他從幼年就離鄉背井隻身去到上海,再從上海來到台灣,對父親來說,各地方既是異鄉,亦是故鄉。在待人接物上,一生堅守儒家信念的父親向以「勤讀古人書,誠交天下士」做為他的行為準繩,並以此要求子女。因此,在父親的社會關係裡面,從來不曾出現過族群的問題,只要行為符合儒家對於「仁」的期待之士,皆是父親誠心交往的朋友。
在這個攻擊事件過後,父親收盡了所有的事業,在家養病。在經濟上,這是一段既不富裕,但也不能說是貧窮的日子,可卻是我們家庭生活最彌足珍貴的一段。由於長時間在家,所以父親有充分的時間把精力用在對子女的教育上,我們家三姊弟受惠於此,始能屢屢在各個激烈的考試中過關斬將,沒有漏掉任何一個第一志願。而也是在這段時間,母親的書畫長才,逐漸從閒暇娛樂進展成出眾的專業能力。
一九八七年,分隔四十年的兩岸人民往來終於等到開放,父親迫不及待的帶著母親,回到離開半個世紀,他日夜魂牽夢縈的故里。也在這一年,父親結束了他在事業上第二次的蟄伏期,乘著解嚴後經濟管制解放所創造的空前榮景,父親登上了事業上第三次的高峰。遺憾的是,父親並未從這一場雲煙般的紙上富貴中,得到分毫物質上的利益,反而讓父親的精神受到無比創傷。雖然說,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父親長期信守的人生哲學,但是自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,一連串經濟上的打擊,終於讓父親身心俱疲,間接的引發他當年已經痊癒的肺結核,再度復發。
父親終身以正統儒家思想為其中心思想,自年輕時起即追隨同宗的喬一凡先生,以發揚儒學為己志,中年後,並積極參與中國道德勵進社的活動。父親的晚年,有感於傳統道德,不論在海峽兩岸,皆受到不同方式的打擊摧殘,因此父親不慮本身已是風燭之年,仍然將所有餘力用於創作及宣傳,先後論作「中國與中國人」、「道德重整運動」、「二十一世紀科技應與道德接軌」、「中國文字與中國人」以及「中國道德泛論和平」等文,希望為傳統儒家道德體系,在新世紀找到傳承與發展的可能。不可諱言的是,父親這樣的理想,在現今台灣的政治及社會氛圍下,是極為不合時宜且微弱的聲音,可以想見父親在致力於這樣的理想時,要面對多大的挫折。然而,父親以其對於人生無比的熱情與對社會積極的信念,即使已經臥病在床,仍持續不綴的盡其所能去向所有可能接觸到的人宣傳。
二○○八年一月,父親因持續性咳嗽住入國泰醫院,入院當天,主治醫師即通知我們,父親已是肺癌末期,無法進行治療。雖然這是極為離譜的誤診,但是國泰醫院仍花了一週才發錯誤,改向肺結核徵狀治療,這其中並且發生輸錯血及誤診血癌等連續錯誤。當時父親會選擇國泰醫院就診,僅是因為該院交通方便,並信賴其專業能力,但經過這一連串完全無法令人置信,同時令人懷疑其是否具有醫學常識的誤診後,在長庚醫院擔任醫生的姊姊決定將父親轉往林口長庚醫院,以接受較為妥適的治療。
在送父親轉院的救護車上,父親緊握著我的手,對於能撿回這條命感到餘悸猶存。事實上,經過在國泰醫院三週的摧殘,此時的父親已氣若游絲。在姊姊果斷的處置下,父親進入了加護病房進行插管治療,在他昏迷的那十幾天裡,全家心懸在那些維持父親生命的機器上所呈現的數字,心情跟著那些數字的高高低低而起起伏伏。幸好,如同父親甦醒後回想起在這十數天中「仙人一路相伴」,讓父親從陰冥界的邊緣,回到我們的身邊。父親身體上的這一波危機,在姊姊的努力下幸運化解,然而同時存在於骨髓與肺部的雙重病灶該如何處理,卻是群醫束手。在享受了一段短暫的夏日時光後,父親於九月初再度進入了長庚醫院。
十月九日,我接到了叔叔打來的電話。雖然他說的江北話,我一句也無法聽懂,但是從他急切又傷心緊張的語氣中,我知道他對於父親的病況非常擔心。在生病後,父親跟他已經有段時間沒有聯絡了,但是手足之情,讓叔叔能超越時空,感受到父親病情的凶險。我匆忙趕去醫院,看到父親雖然虛弱,但和之前的狀況看起來並無明顯差異,暗自鬆了一口氣,父親並表示會在狀況穩定後回電給叔叔。誰知,這竟是一個永難完成的願望。
十月十一日上午,那是一個陽光清朗的早晨,我們一家陪伴在父親的身邊,母親和妹妹握著父親的手,我則依照父親數十年的慣例,買了一份報紙,並且跟他報告當天所發生的大事。父親走時,並沒有痛苦,只是呼吸及心跳緩緩的減慢,漸漸的停止。父親一生的起始與終點,都是在全球緊張動盪的風暴中,但父親從沒有因為任何客觀上的橫逆,就改變他積極熱情的態度。也因此,父親能在不斷起落的洶湧浪淘中,為自己也為他所愛的人,寫下一篇篇精彩的故事。父親走時,我並沒有落淚,因為我相信,父親一個人離鄉去到上海再來到台灣,但是他並不是就這樣又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離開。父親的血液,在我們的身上流動,父親的精神,在我們的腦海與意志中延續;父親所創造的傳奇,並沒有隨著他的心臟停止跳動而結束,而將伴隨著我們世世代代,永垂不輟。